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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肿瘤药物研发创新之路及全球化战略发展机遇会
摘要：【老街华纳娱乐讯】“燃耀起 正当石”第三届燃石精准诊疗生态峰会在上海圆满落幕。会议聚焦全球化战略发展与布局、创新技术驱动新药研发、注册申报等热门话题，共同探讨了生物医药当前现状、解决方案与未来趋势，助力行业发展。
【老街华纳娱乐讯】“燃耀起 正当石”第三届燃石精准诊疗生态峰会在上海圆满落幕。会议聚焦全球化战略发展与布局、创新技术驱动新药研发、注册申报等热门话题，共同探讨了生物医药当前现状、解决方案与未来趋势，助力行业发展。
峰会上，二十余位来自药企、投资领域和诊断领域的行业菁英围绕伴中国抗肿瘤药物研发的创新之路、抗肿瘤药物全球同步研发和申报的机遇和挑战和投资风向及全球化战略发展，探讨新药研发策略和行业携手前行之路。
以下为小编精选的圆桌讨论嘉宾真知灼见，期待未来燃石医学与业界同行持续携手同行。
Panel Discussion
投资风向及全球化战略发展
燃石医学创始人兼CEO汉雨生现场对话智康弘义联席首席执行官黑永疆、蓝驰创投董事总经理戎璟、大睿生物创始人兼CEO/礼来亚洲风险基金合伙人史艺宾、格源致善首席科学家、免疫学专家苏小平、真脉投资创始合伙人、首席投资官王婷，围绕当下创新药投资及未来发展进行讨论。
Q：从投资人或者创业者的角度，你们认为未来三年什么样的企业和赛道是值得投资的？或者有些什么样的建议？
王 婷
真脉投资创始合伙人、首席投资官
投资的本质其实是一种资源的分配，Biotech的投资是高度专业的，需要长时间的科学知识的积累、比较成熟的分析评估方法，以及投资的哲学和体系。有价值的公司不管大环境如何一直是有价值的。任何事情都有周期，我们也相信均值回归，现在其实就是在一个周期的底部，所以现在的资本市场可能也不是一个坏事，会让大量的可能没有那么优质的管线、没有那么专业的投资人，经过周期以后变得比较理性，这是一个大浪淘沙的一个过程。未来三年对我们这样的投比较中后期的基金，是一个非常好的窗口，可以非常舒适地去精挑细选我们想要的一些好的资产。
史艺宾
大睿生物创始人兼CEO/礼来亚洲风险基金合伙人
我对中国的创新药、创新企业还是非常看好的。创新药、创新的生物医疗技术，其实非常年轻。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中国的Biotech、BioPharma公司已经可以把药推到中国上市，甚至世界上市，而且可以受到全世界的药企认可，是一个特别不容易的事情。过去的3~5年时间全世界的市场、美国的市场泡沫的程度绝对不亚于中国。因此现在这个时间点很适合投医药行业中有价值的企业，未来将会出现有绝对竞争力，而且是有世界竞争力的企业。
黑永疆
智康弘义联席首席执行官
我们做企业的希望投资人能够看到产品的价值，以及有耐心的长期的投资；反过来企业也需要认识到估值不能期望太高。企业把事情做好，同时投资方能够和企业长期站在一起，让我们把事情做到底，将来产品好了，自然会有利润，自然会有回报。在这个过程中，企业需要做到专注，考虑清楚自己的特长，能做什么，并把它做好、做到极致。
戎 璟
蓝驰创投董事总经理
创新药最早始于政策端，从注重临床价值的这一端开始，中国才真正有了创新药的行业，现在回归到一个正常的水平，正好经历了完整的过程。目前投资领域出现两个典型心态，第一，不投相关赛道，转去看那些有收入利润的领域，这是自然而然的趋利避害的心态；另外一个是往早期去做。
那我们为什么现在还在看创新药的公司？其实是两个原因，第一，现在估值确实下来了，往5年后10年后看，现在是长期投资有价值公司的好机会；第二，对投资人的要求也非常高。投资人看重的是，产品到底有没有竞争力，对应的是不是一个大的市场，解决的是不是一个重大的临床上未满足的重大需求。
苏小平
格源致善首席科学家、免疫学专家
对需要融资的企业来说，确实有非常深刻的感受。比如我们开始融资后，会主要往临床研究去投入，现在大环境改变以后，我们就需要进行策略性的思考。第一需要做一些转型，从烧钱，改成两条腿（研发和赚钱）走路，投入和发展并重。第二要做减法，收缩管线，做深技术，把护城河挖深一点。对于企业来说，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
Panel Discussion
中国抗肿瘤药物研发的创新之路
百济神州副总裁、全球转化研究及转化医学研究负责人沈志荣携手苏州创胜医药集团转化医学运营部负责人林旭、联拓生物转化医学、临床运营和肿瘤开发副总裁吕承、燃石医学药企合作部副总裁茅新如、德昇济医药转化医学高级总监芮浩鹏、英派药业生物标志物负责人张聪聪、先声再明转化科学部负责人朱爱思，共话中国抗肿瘤药物研发的创新之路。
Q：在创新药研发领域，当前还存在哪些未被满足的需求？从投资或者是从创新药研发的角度来看，还有哪些方向是值得进一步关注的？
林 旭
苏州创胜医药集团转化医学运营部负责人
创胜医药主要是在做大分子领域，布局在抗体比较早，有大概4年左右的时间。在这个比较“内卷”的行业，早布局尤其重要。特别是在生物标记物方面，比如像做伴随诊断，能够作为入组和疗效方面的指标，临床研究会推进得很快。
吕 承
联拓生物转化医学、临床运营和肿瘤开发副总裁
做临床的人需求永远在临床的第一线。做药并不是一个闭门造车的过程，一定得出去看看现在临床治疗的困惑在哪里。此外，你首先得了解自己的团队，包括手里的这些化合物本身的特异性、优势和劣势。做药永远是一个积累的过程，一开始了解清楚自己的定位、优势，想清楚可能未来5~10年面临的情况。
第二从我自己的专业上来看，现在肿瘤药没有解决的很好的一个问题是剂量选择。肿瘤药方面往前推得很快，造成药在推向临床或者商业化后没有最佳的给药方案，无法发挥药物最大的价值，给了对手更好的打败你的机会。我对于医药研发仍然是充满信心的，这是对健康、对生命、对社会都很重要的一个行业。
茅新如
燃石医学药企合作部副总裁
经过和国内以及海外新的BioTech、新药业务的接触，体感的差异主要是海外first in class的Biomarker药物的开发在往临床前推，国内的Biotech和BioPharma则很容易集中在一个赛道，基本上还是在某些证据相对比较确认的情况下再去develop药物的发展。
目前国内的新药研发经历了几个时代，首先是小分子靶向药物的蓬勃发展，从一代EGFR-TKI，到ALK、ROS1、KRAS等，前几年在免疫治疗和细胞领域也经历了PD-1、PD-L1 inhibitor以及CART-T的时代，现在也深切感受到了ADC进入了一个非常火热的赛道，这也是一个非常期待方向，此外还有肿瘤疫苗等方向。新的方向能不能走出临床，我们也在期待新的、更多的证据出现。
芮浩鹏
德昇济医药转化医学高级总监
未满足的需求肯定是一直是存在的。在肿瘤领域，尽管过去几十年治疗方式有了长足进步，从化疗到靶向、免疫等，但诸如胰腺癌等癌种仍没有太多进展。同时，即便是已经有很大进展的疾病领域，比如肺癌和乳腺癌，也会遇到患者耐药进展的问题，需要思考如何做后续的治疗克服耐药，或者有没有联合治疗方案等等。怎么样去定位我们的product，然后去满足这些临床需求都是我们要想明白的问题。
张聪聪
英派药业生物标志物负责人
现在确实比较“卷”，原因可能是我们对于disease biology的认识还是太欠缺了。如何把biology和clinical development这两个环节联系起来是有很大的不足。第一，药物研发起点的时候需要我们从疾病的角度来去思考，而不仅仅是纯粹的biology。比如我们可以跟燃石医学这样的公司去合作，看一看疾病里边到底是哪些基因出了问题，然后再回过头去设计或许会更好；第二，需要新技术。从单个蛋白如果看不出对疾病的区别来的话，动态的像complex可能是一个寻找答案的方向；第三，做新的探索。比如去细胞核里边或者是细胞质里边的一些蛋白，如果能打开一个突破口可能又是一个新的时代。
朱爱思
先声再明转化科学部负责人
我们做药的时候要从临床价值出发，这是最终目的。所以虽然靶点可能是“卷”的，但你要去找到自己的独特性在哪里，能提供的临床价值到底在哪里。肿瘤将会往慢病去管理，但其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比如说像治疗肿瘤脑转移的药物还很缺乏，假如有一些药物同样的靶点但可以对脑转移的病人有效，这也是一个独特性。
沈志荣
百济神州副总裁、全球转化研究及转化医学研究负责人
判断一个公司是不是做创新药的公司，可以看这公司有没有做转化医学的研究。如果是一个“Copycat”的公司是不需要去研究的。所以去看一个公司对于转化医学团队的重视程度，基本上可以判断这公司是不是真的去做 Innovation Drug。
很多时候为什么“卷”？因为那些未被满足的需求没办法去满足，所以大家都挤向了那些似乎有解决方案的地方。根源还是新药研发的两个基本点，一个是科学，一个是技术，科学就是Disease Biology、Target Biology等，技术就是你的平台，可能很多时候还是需要去建立技术平台，才能真的去解决未被满足的需求。
Panel Discussion
抗肿瘤药物全球同步研发和申报的机遇和挑战
阿斯利康精准医学部中国区负责人殷晓璐对话礼来中国首席医学官、肿瘤治疗领域副总裁迟海东、艾力斯临床注册负责人姜勇、燃石医学注册高级总监王晓鹏、智康弘义共同创始人及执行副总裁王一维和诺华全球药品开发（中国）生物标记物和诊断中国区负责人姚鸣就抗肿瘤药物全球同步研发和申报的机遇和挑战展开探讨。
Q：在一个不同法规的情况下（如中美），大家是采取怎么样的策略进行申报的？
迟海东
礼来中国首席医学官、肿瘤治疗领域副总裁
中国相关注册的法规已经在初建立的阶段，相对法规比较成熟的美国更加灵活，同时我们也正逐步走向规范。目前，我们精准诊断的药物上市没有伴随诊断同步获批，现在的目标就是探索怎么把这条路走通。所以会有两个目标，第一个目标是要保证药物的注册；更高一点的目标就是有一个高质量的可以用的诊断试剂，能够在这些药物上市以后，帮助病人精准合理地选择用药。
姜 勇
艾力斯临床注册负责人
中美法规的不同影响的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临床开发的策略，一个是进度。策略是相对的，但是进度决定了策略是不是有效。如果进度跟不上去，很好的策略其实也实施不出来。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每一步都尽可能的多方沟通、多方合作，包括跟燃石医学这样的检测公司，包括跟监管部门，来看每一个环节如何安排工作方式会更有利。
王晓鹏
燃石医学注册高级总监
中国药监局越来越国际化，更多地打开视野去看FDA、日本、欧盟在做什么，所出台的文件都是基于监管科学产生出来的一系列的指南或者要求。对于全球法规的趋势，大家关注点集中在“药效证据是哪些，药效证据能否支持伴随诊断的适应症”等。这其实是一个好的趋势，中国药监局和FDA等在伴随诊断试剂的监管要求上实际上是趋同的，只是基于中国不同的国情/体系在一些领域有所差异。我们日常工作中，global trial碰到的最大挑战其实还是在于桥接上，需要诊断公司跟药企互相沟通、互相理解，去找到一个方式解决这一挑战。
王一维
智康弘义共同创始人及执行副总裁
中国赶上了创新药的潮流，我们处在一个非常幸运的时期。从我个人中美两段经历来看，中国的药监是很有作为的，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已经规范了法规，并且跟国际进行了接轨。我们Follow on和境外数据用的一些法规，甚至比原研出台的正式法规还要早，这其实也跟中国创新药的研发历程有关。总的来说，中国的创新医药企业完全可以在前人的基础上有一个更好的、更早的全局观去布局自己企业产品的伴随诊断开发。
姚 鸣
诺华全球药品开发（中国）生物标记物和诊断中国区负责人
CDx的策略对于医药跨国公司的确更有挑战，主要是两点。第一，中国诊断市场的情况区别于全球市场，很多国外的诊断公司没有办法满足中国临床实践应用的需求；第二，境外试剂要先在原产国获批，才能在境内申请注册和申报。因此对于我们来说在时间线上很难去跟药物的国内外同步研发去匹配，所以至少从我的经验来说，还是更愿意和本土诊断公司合作。另外一个体会在策略方面，我们应该突出一个“早”字，为什么？如果我们跟本土的合作伙伴的合作，势必会走到“桥接”这条路，就是说境内外的 CDx不一样，需要在满足伦理的情况之下，在临床试验启动之前做好准备，留足够的样本用于未来的桥接。
殷晓璐
阿斯利康精准医学部中国区负责人
我对于临床研究中CTA持最高严格把关要求，因为它直接导致新药是否能够成功；我对于伴随诊断的过程中共同开发的策略持审慎态度。一般来说，如果没有百分百的把握，我们会分两步走，先CTA启动临床实验，然后在过程中通过国外的一些比我们早出来的global数据决定是否要做CDx。对于中国的药物和伴随诊断共同获批，在未来两三年里面还是比较困难，因为这是一个互相影响、相辅相成的过程。
峰会上，二十余位来自药企、投资领域和诊断领域的行业菁英围绕伴中国抗肿瘤药物研发的创新之路、抗肿瘤药物全球同步研发和申报的机遇和挑战和投资风向及全球化战略发展，探讨新药研发策略和行业携手前行之路。
以下为小编精选的圆桌讨论嘉宾真知灼见，期待未来燃石医学与业界同行持续携手同行。
Panel Discussion
投资风向及全球化战略发展
燃石医学创始人兼CEO汉雨生现场对话智康弘义联席首席执行官黑永疆、蓝驰创投董事总经理戎璟、大睿生物创始人兼CEO/礼来亚洲风险基金合伙人史艺宾、格源致善首席科学家、免疫学专家苏小平、真脉投资创始合伙人、首席投资官王婷，围绕当下创新药投资及未来发展进行讨论。
Q：从投资人或者创业者的角度，你们认为未来三年什么样的企业和赛道是值得投资的？或者有些什么样的建议？
王 婷
真脉投资创始合伙人、首席投资官
投资的本质其实是一种资源的分配，Biotech的投资是高度专业的，需要长时间的科学知识的积累、比较成熟的分析评估方法，以及投资的哲学和体系。有价值的公司不管大环境如何一直是有价值的。任何事情都有周期，我们也相信均值回归，现在其实就是在一个周期的底部，所以现在的资本市场可能也不是一个坏事，会让大量的可能没有那么优质的管线、没有那么专业的投资人，经过周期以后变得比较理性，这是一个大浪淘沙的一个过程。未来三年对我们这样的投比较中后期的基金，是一个非常好的窗口，可以非常舒适地去精挑细选我们想要的一些好的资产。
史艺宾
大睿生物创始人兼CEO/礼来亚洲风险基金合伙人
我对中国的创新药、创新企业还是非常看好的。创新药、创新的生物医疗技术，其实非常年轻。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中国的Biotech、BioPharma公司已经可以把药推到中国上市，甚至世界上市，而且可以受到全世界的药企认可，是一个特别不容易的事情。过去的3~5年时间全世界的市场、美国的市场泡沫的程度绝对不亚于中国。因此现在这个时间点很适合投医药行业中有价值的企业，未来将会出现有绝对竞争力，而且是有世界竞争力的企业。
黑永疆
智康弘义联席首席执行官
我们做企业的希望投资人能够看到产品的价值，以及有耐心的长期的投资；反过来企业也需要认识到估值不能期望太高。企业把事情做好，同时投资方能够和企业长期站在一起，让我们把事情做到底，将来产品好了，自然会有利润，自然会有回报。在这个过程中，企业需要做到专注，考虑清楚自己的特长，能做什么，并把它做好、做到极致。
戎 璟
蓝驰创投董事总经理
创新药最早始于政策端，从注重临床价值的这一端开始，中国才真正有了创新药的行业，现在回归到一个正常的水平，正好经历了完整的过程。目前投资领域出现两个典型心态，第一，不投相关赛道，转去看那些有收入利润的领域，这是自然而然的趋利避害的心态；另外一个是往早期去做。
那我们为什么现在还在看创新药的公司？其实是两个原因，第一，现在估值确实下来了，往5年后10年后看，现在是长期投资有价值公司的好机会；第二，对投资人的要求也非常高。投资人看重的是，产品到底有没有竞争力，对应的是不是一个大的市场，解决的是不是一个重大的临床上未满足的重大需求。
苏小平
格源致善首席科学家、免疫学专家
对需要融资的企业来说，确实有非常深刻的感受。比如我们开始融资后，会主要往临床研究去投入，现在大环境改变以后，我们就需要进行策略性的思考。第一需要做一些转型，从烧钱，改成两条腿（研发和赚钱）走路，投入和发展并重。第二要做减法，收缩管线，做深技术，把护城河挖深一点。对于企业来说，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
Panel Discussion
中国抗肿瘤药物研发的创新之路
百济神州副总裁、全球转化研究及转化医学研究负责人沈志荣携手苏州创胜医药集团转化医学运营部负责人林旭、联拓生物转化医学、临床运营和肿瘤开发副总裁吕承、燃石医学药企合作部副总裁茅新如、德昇济医药转化医学高级总监芮浩鹏、英派药业生物标志物负责人张聪聪、先声再明转化科学部负责人朱爱思，共话中国抗肿瘤药物研发的创新之路。
Q：在创新药研发领域，当前还存在哪些未被满足的需求？从投资或者是从创新药研发的角度来看，还有哪些方向是值得进一步关注的？
林 旭
苏州创胜医药集团转化医学运营部负责人
创胜医药主要是在做大分子领域，布局在抗体比较早，有大概4年左右的时间。在这个比较“内卷”的行业，早布局尤其重要。特别是在生物标记物方面，比如像做伴随诊断，能够作为入组和疗效方面的指标，临床研究会推进得很快。
吕 承
联拓生物转化医学、临床运营和肿瘤开发副总裁
做临床的人需求永远在临床的第一线。做药并不是一个闭门造车的过程，一定得出去看看现在临床治疗的困惑在哪里。此外，你首先得了解自己的团队，包括手里的这些化合物本身的特异性、优势和劣势。做药永远是一个积累的过程，一开始了解清楚自己的定位、优势，想清楚可能未来5~10年面临的情况。
第二从我自己的专业上来看，现在肿瘤药没有解决的很好的一个问题是剂量选择。肿瘤药方面往前推得很快，造成药在推向临床或者商业化后没有最佳的给药方案，无法发挥药物最大的价值，给了对手更好的打败你的机会。我对于医药研发仍然是充满信心的，这是对健康、对生命、对社会都很重要的一个行业。
茅新如
燃石医学药企合作部副总裁
经过和国内以及海外新的BioTech、新药业务的接触，体感的差异主要是海外first in class的Biomarker药物的开发在往临床前推，国内的Biotech和BioPharma则很容易集中在一个赛道，基本上还是在某些证据相对比较确认的情况下再去develop药物的发展。
目前国内的新药研发经历了几个时代，首先是小分子靶向药物的蓬勃发展，从一代EGFR-TKI，到ALK、ROS1、KRAS等，前几年在免疫治疗和细胞领域也经历了PD-1、PD-L1 inhibitor以及CART-T的时代，现在也深切感受到了ADC进入了一个非常火热的赛道，这也是一个非常期待方向，此外还有肿瘤疫苗等方向。新的方向能不能走出临床，我们也在期待新的、更多的证据出现。
芮浩鹏
德昇济医药转化医学高级总监
未满足的需求肯定是一直是存在的。在肿瘤领域，尽管过去几十年治疗方式有了长足进步，从化疗到靶向、免疫等，但诸如胰腺癌等癌种仍没有太多进展。同时，即便是已经有很大进展的疾病领域，比如肺癌和乳腺癌，也会遇到患者耐药进展的问题，需要思考如何做后续的治疗克服耐药，或者有没有联合治疗方案等等。怎么样去定位我们的product，然后去满足这些临床需求都是我们要想明白的问题。
张聪聪
英派药业生物标志物负责人
现在确实比较“卷”，原因可能是我们对于disease biology的认识还是太欠缺了。如何把biology和clinical development这两个环节联系起来是有很大的不足。第一，药物研发起点的时候需要我们从疾病的角度来去思考，而不仅仅是纯粹的biology。比如我们可以跟燃石医学这样的公司去合作，看一看疾病里边到底是哪些基因出了问题，然后再回过头去设计或许会更好；第二，需要新技术。从单个蛋白如果看不出对疾病的区别来的话，动态的像complex可能是一个寻找答案的方向；第三，做新的探索。比如去细胞核里边或者是细胞质里边的一些蛋白，如果能打开一个突破口可能又是一个新的时代。
朱爱思
先声再明转化科学部负责人
我们做药的时候要从临床价值出发，这是最终目的。所以虽然靶点可能是“卷”的，但你要去找到自己的独特性在哪里，能提供的临床价值到底在哪里。肿瘤将会往慢病去管理，但其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比如说像治疗肿瘤脑转移的药物还很缺乏，假如有一些药物同样的靶点但可以对脑转移的病人有效，这也是一个独特性。
沈志荣
百济神州副总裁、全球转化研究及转化医学研究负责人
判断一个公司是不是做创新药的公司，可以看这公司有没有做转化医学的研究。如果是一个“Copycat”的公司是不需要去研究的。所以去看一个公司对于转化医学团队的重视程度，基本上可以判断这公司是不是真的去做 Innovation Drug。
很多时候为什么“卷”？因为那些未被满足的需求没办法去满足，所以大家都挤向了那些似乎有解决方案的地方。根源还是新药研发的两个基本点，一个是科学，一个是技术，科学就是Disease Biology、Target Biology等，技术就是你的平台，可能很多时候还是需要去建立技术平台，才能真的去解决未被满足的需求。
Panel Discussion
抗肿瘤药物全球同步研发和申报的机遇和挑战
阿斯利康精准医学部中国区负责人殷晓璐对话礼来中国首席医学官、肿瘤治疗领域副总裁迟海东、艾力斯临床注册负责人姜勇、燃石医学注册高级总监王晓鹏、智康弘义共同创始人及执行副总裁王一维和诺华全球药品开发（中国）生物标记物和诊断中国区负责人姚鸣就抗肿瘤药物全球同步研发和申报的机遇和挑战展开探讨。
Q：在一个不同法规的情况下（如中美），大家是采取怎么样的策略进行申报的？
迟海东
礼来中国首席医学官、肿瘤治疗领域副总裁
中国相关注册的法规已经在初建立的阶段，相对法规比较成熟的美国更加灵活，同时我们也正逐步走向规范。目前，我们精准诊断的药物上市没有伴随诊断同步获批，现在的目标就是探索怎么把这条路走通。所以会有两个目标，第一个目标是要保证药物的注册；更高一点的目标就是有一个高质量的可以用的诊断试剂，能够在这些药物上市以后，帮助病人精准合理地选择用药。
姜 勇
艾力斯临床注册负责人
中美法规的不同影响的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临床开发的策略，一个是进度。策略是相对的，但是进度决定了策略是不是有效。如果进度跟不上去，很好的策略其实也实施不出来。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每一步都尽可能的多方沟通、多方合作，包括跟燃石医学这样的检测公司，包括跟监管部门，来看每一个环节如何安排工作方式会更有利。
王晓鹏
燃石医学注册高级总监
中国药监局越来越国际化，更多地打开视野去看FDA、日本、欧盟在做什么，所出台的文件都是基于监管科学产生出来的一系列的指南或者要求。对于全球法规的趋势，大家关注点集中在“药效证据是哪些，药效证据能否支持伴随诊断的适应症”等。这其实是一个好的趋势，中国药监局和FDA等在伴随诊断试剂的监管要求上实际上是趋同的，只是基于中国不同的国情/体系在一些领域有所差异。我们日常工作中，global trial碰到的最大挑战其实还是在于桥接上，需要诊断公司跟药企互相沟通、互相理解，去找到一个方式解决这一挑战。
王一维
智康弘义共同创始人及执行副总裁
中国赶上了创新药的潮流，我们处在一个非常幸运的时期。从我个人中美两段经历来看，中国的药监是很有作为的，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已经规范了法规，并且跟国际进行了接轨。我们Follow on和境外数据用的一些法规，甚至比原研出台的正式法规还要早，这其实也跟中国创新药的研发历程有关。总的来说，中国的创新医药企业完全可以在前人的基础上有一个更好的、更早的全局观去布局自己企业产品的伴随诊断开发。
姚 鸣
诺华全球药品开发（中国）生物标记物和诊断中国区负责人
CDx的策略对于医药跨国公司的确更有挑战，主要是两点。第一，中国诊断市场的情况区别于全球市场，很多国外的诊断公司没有办法满足中国临床实践应用的需求；第二，境外试剂要先在原产国获批，才能在境内申请注册和申报。因此对于我们来说在时间线上很难去跟药物的国内外同步研发去匹配，所以至少从我的经验来说，还是更愿意和本土诊断公司合作。另外一个体会在策略方面，我们应该突出一个“早”字，为什么？如果我们跟本土的合作伙伴的合作，势必会走到“桥接”这条路，就是说境内外的 CDx不一样，需要在满足伦理的情况之下，在临床试验启动之前做好准备，留足够的样本用于未来的桥接。
殷晓璐
阿斯利康精准医学部中国区负责人
我对于临床研究中CTA持最高严格把关要求，因为它直接导致新药是否能够成功；我对于伴随诊断的过程中共同开发的策略持审慎态度。一般来说，如果没有百分百的把握，我们会分两步走，先CTA启动临床实验，然后在过程中通过国外的一些比我们早出来的global数据决定是否要做CDx。对于中国的药物和伴随诊断共同获批，在未来两三年里面还是比较困难，因为这是一个互相影响、相辅相成的过程。
